能耐一无所知。
后世依照达·芬奇草图制出的青铜马在当时，跨界干活不是什么大事。
专攻雕塑的米开朗基罗后来不还是乖乖画了西斯廷壁画吗？
想象一下达·芬奇的大卫像吧。
艺术史只怕要改写了。
米开朗基罗显然无法容忍这种可能性。
与爱好广泛，将艺术与科学求知混为一谈的达·芬奇不同，驱使米开朗基罗的是愤怒。
这种愤怒并非导向某个特定的人，而是一种灼灼燃烧，攻势如火的创造力与好胜心。
同时代的画家瓦萨里为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都立过传。
虽说这位瓦萨里偶尔嘴上跑火车，夸起人来可一点不含糊，形容米开朗基罗时极尽溢美之词。
「天才」这个概念是随着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而出现的。
惊才绝艳的个人，以一己之力将整个人类族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描述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时，瓦萨里都用到了这个词。
在雕刻大卫像之前，二十三岁的米开朗基罗就已经因为圣母怜子像而一跃成为当代最伟大的雕塑家之一。
二十出头时雕刻的巴克斯像，二十五岁时完成的圣母怜子像，与二十六岁的大卫像是米开朗基罗的成长之路三部曲。
如果说，他在酒神巴克斯上雕饰出了欲望——在琢磨圣母怜子像时参悟了死亡与上帝之爱——那么大卫的眼睛就是一直以来驱使他不断精进的怒火之化身。
大卫像里有米开朗基罗的一部分灵魂。
或者说，那是米开朗基罗想要成为的样子，他真正的自传与自画像。
对于新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在这个时间点上重启大卫像还有另一重含义。
大卫是谁？
圣经中带领以色列人击败暴君哥利亚的英雄。
佛罗伦萨人要打倒的暴君又是谁？
答案不言而喻。
从这个角度来说，雕刻大卫不啻于与对他有很大恩情的美第奇家族决裂，并将自己卷入错综复杂的政治。
共和国的统治者们试图借大卫给动荡的佛罗伦萨带来一种稳定。
此种稳定近于中庸，不同于美第奇的威压或萨佛纳罗拉式的宗教狂热。
换句话说，共和国的领导者们雇佣米开朗基罗，不光是要他雕刻大理石，更是请他重塑佛罗伦萨的「民族性」：一个富有生机的，奋起反抗暴君的，阳性的，父权的，敬神的，爱国的，严肃的，有道德的，被上帝所眷顾的佛罗伦萨。
大卫像之所以那么大，因为原本是要被搁在大教堂的顶上，从下往上瞻仰。
原本是要放在这里：后来因为太重，而且太美，大家觉得把它放在远离人迹的高处多少有点可惜。
放在哪好呢？
共和国召集城中的艺术家和手艺人商讨大卫像的摆放，达·芬奇就在受邀之列。
这段对话被一个文书逐字记录下来了。
一个叫法兰西斯科的人建议，把大卫像立在领主广场上，同时把广场上的另一尊雕像——多纳泰罗的朱迪斯——撤下来。
法兰西斯科说，每次他见到这尊朱迪斯，都会打寒战，同时感到一种恐惧与厌恶。
为什么呢？
多纳泰罗的朱迪斯按说，朱迪斯与大卫有许多相似之处。
她是圣经中的一位女英雄，在族中男子龟缩不出时，她带着一个使女前往敌营，斩下了敌军将领赫罗弗尼斯的头颅，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跟大卫一样，朱迪斯也是一位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英雄。
用她强调爱国精神或是挫败暴君的主题都很合适。
唯一的问题在于，朱迪斯斩杀赫罗弗尼斯的故事也是一个女人杀死男人的故事。
无怪法兰西斯科每次看到朱迪斯就会起鸡皮疙瘩。
他将自己代入了赫罗夫尼斯的角色，在自己脖子上感到了朱迪丝冰凉的刀锋。
他觉得，把这样一尊女人屠戮男人的雕像放在公众场所，多少有点不对劲，而且这尊雕像成型时的星象不吉利，不是什么好兆头。
既然黑色的朱迪斯有种巫术似的魔力，不如用洁白的大卫代替她。
不得不说，大卫与朱迪丝是一组有趣的对立。
男人和女人。
肌肉遒劲的国王与纤细的寡妇。
弹弓与利刃。
赤裸的身体与长裙头纱。
鼎盛的生命与暴怒的死亡。
法兰西斯科还说，朱迪斯是个「死亡符号」。
画家波提切利是评委会的一员，他显然不同意法兰西斯科的说法。
波提切利表示，两个都留着不好吗？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干嘛非要把放了那么多年的朱迪丝撤下去？
这时，一个叫桑加罗的人说话了。
他说，与其把大卫像放在市政厅门口，不如把他移到一个叫佣兵凉廊的地方。
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达·芬奇在做什么？
像个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