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喝彩。
「昌力，我不想活了。
」
「我也不想活了，没钱，没女人，活着没劲。
」
曹军一下把邹昌力按倒，「去他妈的，不快活下就死？」
第二天，俩人结伴离开旅社，住到了邹昌力的家。
据旅社老板娘，以及邹道花描述，曹军就睡邹昌力的床上，俩人盖一床被子，连一颗花生米都掰俩半，互相喂给对方吃。
一到深夜，俩人就嘀咕个没完。
当时谁也不晓得，他们在酝酿多么残忍可怕的事。
2月7号那天，邹昌力带着曹军上了山，去自己呆过的矿上，跟保管员葛运春偷买了10公斤硝铵炸药，用编织袋装着，藏到了自己一个远方亲戚家。
2月10号，天还没亮，他们便离开了玉明旅社，取走了炸药，远赴武汉。
4天后，俩人离开长堤旅馆，一前一后上了1路公交车。
10点08分，按照计划，邹昌力把炸药从座椅下向右拽出一些，坐在他身后的曹军起身，蹲下身子，点燃了引线……
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制造爆炸，拖上一车无辜的人一起死。
唯一确定的是，这两个厌世的男人，已经心理彻底扭曲变态。
坊间猜测，他们之所以选择2月14日作案，就是想在情人节这一天殉情。
是真是假，无从考证。
06
仅仅耗时45天后，3月29号，警方便宣布武汉「98·2·14特大爆炸案」成功告破。
从犯罪学角度来看，虽是两人共同作案，但这起案件依然属于个体极端暴力犯罪的范畴。
所谓个体极端暴力犯罪，武汉大学法学院的莫洪宪教授也将其称为「个体报复社会型犯罪」，具体是指遭受挫折的弱势者，以报复社会为目的，针对不特定对象实施的凶杀、爆炸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犯罪行为。
回顾「2·14」爆炸案，的确非常符合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行为特征：
比如作案方式简单直接，直接用爆炸物、爆炸装置制造爆炸，或是放火，来制造巨大的杀伤力。
又比如作案持续时间较短，犯罪人出于急于泄愤或报复的动机，企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伤害尽可能多的人，以寻求某种变态的心理快感，同时造成强烈的社会反响，达到报复社会的目的。
再比如，多为预谋作案，作案者大都有所准备，且准备充分。
而邹昌力和曹军，也相当符合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行为人特征：
比如这种作案人多为中年男性。
很多学者认为，中年男性是当下社会压力相对最大的群体，不仅面临生计的压力，还要抚养老人和孩子，一旦面对困境不能妥善处理，就容易滋生病态心理，进而引发犯罪。
比如文化程度不高，职业与收入不稳定。
这直接导致犯罪人收入微薄且不稳定，经济上的弱势又导致他们缺乏尊严和成就感，沦为社会边缘人群，更难以面对挫折。
再比如，这些犯罪人大都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纠纷，他们的作案动机，大都是厌世或者泄愤。
参照犯罪心理学中的挫折—攻击理论，作案者面对面对挫折一般有外罚性、内罚性、无罚性三种反应形式。
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行为人就属于外罚性反应，他们将自己遭遇的挫折归咎于外部世界，并将仇恨和厌世的情绪，通过暴力的方式向外部世界肆意发泄。
比如非常相似的1981年的厦门公交爆炸案，2010年的甘肃法院爆炸案等等。
正如开端里的「锅姨」陶映红一样，同样充满了厌世和绝望。
值得一提的是，曹军的身份，至今没能确定。
但他留下的那首小诗《理由》，却能看出这个人心理上所存在的巨大问题：
「我也曾拥有口琴
但是
在那一天
我摔碎了口琴
扔掉了吉他
踩断了我的画笔
带着一颗义无反顾的心
离开了一点都不留恋的家
从此浪迹天涯
经过武汉的黄鹤楼
南京的中山陵
广东的花城酒店
还有很多很多
到黄山时已是囊空如洗
黄山的最高峰奇隘峻险
在美丽的地方结束我并不美丽的人生」
如果能够及时发现，及时预防，或者说，从最开始就让这些社会边缘化的人群，重新融入主流社会，摆脱那种被抛弃感和无助感，是否能够改变这一切呢？
只可惜，现实不是电视剧，没有循环和时间线重启，也没有挽救那16名无辜死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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