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视角观察，先理解语言同化的基本规律，再把晚近出现的语言政策作为一个额外变量添加进去。
所以，要理解被统治者是怎么开始说统治者语言的，首先就得从被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政治制度、心理动机。
作为古典世界最强大的殖民帝国，罗马留下了多种罗曼语（拉丁语的后裔）。
有趣的是，古罗马并没有主动推广过拉丁语，「语言同化」是西部殖民地社会自然发生的变迁
一场慢吞吞的拥吻：古代的语言同化
公元4世纪初，为了逃避北方的战乱，中国皇室和一群士族成员逃亡到了长江以南，建立了东晋王朝。
这时，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凄凉地发现，自己被大量语言不通的臣民包围着，一切都如此陌生。
如《魏书》所载，东晋控制的南方充斥着巴、蜀、蛮、獠、楚、越等民族，「鸟声禽呼，言语不通，猴蛇鱼鳖，嗜欲皆异」。
中原对南方的殖民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对百越的征服也有近五百个年头了。
然而直到此时，汉语在各路「蛮夷」语言当中仍然如同一串串孤岛。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也在面对相似的境遇。
拉丁语已经在帝国西部扎根四百余年，在农村地区依然影响力不足。
而同样作为古典帝国，罗马和汉朝的「语言政策」非常相似——那就是基本没有语言政策。
古代社会的基础是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只不过是少数城市和精英文化的游戏，广大农村充斥着文盲。
而统治者的文化高度依赖书面语，又高度局限在各个政治中心，因此语言向农村的渗透非常困难、非常缓慢。
幸好，有一个人群总是很乐意接受统治者的文化，他们就是本地精英。
为了在新秩序当中谋求政治地位，精英们总是很快开始学习殖民者的语言，先是书面语，然后是口语。
然而，学习了新语言的本地精英并没有立刻抛弃母语，在很多代人当中，他们都是双语使用者。
很多时候，由于本土语言的弱势，他们的母语并没有留下书面记载，在后世眼中就会造成「精英迅速被同化」的假象。
事实上，双语使用会持续很久。
生活在5世纪罗马的圣奥古斯丁就是一位典型的双语使用者，作为柏柏尔贵族的一份子，他的家族已有许多代把拉丁语当做第一外语，以便参与到帝国的政治活动当中，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母语。
直到晚年，圣奥古斯丁还气哼哼地吐槽说，不管他的拉丁语说的多么醇熟，都会遭到那些可恶的意大利人的嘲笑。
那么，这些双语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转向新语言的呢？这个问题很难考证，因为书面记载反映不了口语层面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发挥作用，那就是融合。
不过，语言同化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在强势语言「吞并」弱势语言的同时，弱势语言一定会在新语言中留下自己的影子，有时候是词汇，有时候是音素。
这种融合，让双语使用者的转变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如果说移民和本地精英是语言传播的航船，那么军队和教会就是语言传播的桥梁。
有些古代国家的军队主要由贵族构成，有些则有普遍兵役制的影子，但无论哪种都可以加快统治者语言向普通农民的渗透。
至于古代的宗教组织，则是文化教育活动的主要载体，接受过书面语训练的教士们常常也能推动口语的传播。
事实上，在4世纪罗马帝国西部开始衰亡之后，接下来几个世纪拉丁-罗曼语向农村继续传播的主要推手就是基督教会。
在一切节奏都十分缓慢的古代世界，「语言同化」往往要持续几个世纪乃至上千年才能落定，很多情况下干脆无法实现。
拉丁-罗曼语在罗马帝国西部的普及用了五六个世纪，在文明悠久的东部则压根没有什么进展。
中国南方直到唐代才算尘埃落定，当地百姓普遍使用汉语方言。
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语对叙利亚的同化用了一百余年（前提是阿拉伯语和当地的闪族语高度相似，几乎可以逐词替代），对埃及的同化用了约四百年，对伊朗干脆失败。
到了顽强的北非，拉丁语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五百年间都没能渗透到农村，阿拉伯语到来后在前三百年也是面对差不多的境遇，从公元一千年左右开始，阿拉伯语又花了五六个世纪的时间，才终于把柏柏尔语变成了「少数民族语言」。
至于朝鲜、越南，虽然当地人使用了上千年的汉文，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接受汉语，这也为两国19世纪之后的「去汉文」进程埋下了伏笔。
在帝国边境之外，语言同化的力量总是更加微弱。
当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古代世界的基本规律并没有因为近代殖民主义的兴起发生改变，西班牙帝国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西属美洲，统治者们断定，向原住民普及西班牙语是不可能实现的。
西属美洲的基层治理者，也就是教士们，都要学习原住民语言。
1563年结束的天主教特伦特大公会议更是禁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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