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家里那条街上走街串巷的叫卖声…惨叫声、炮弹声、…孩子们追逐的声音、读书的声音…齐绍铭叫我名字的声音…….
我想抓住一个，但怎么也听不清。
好像整个世界就那样迷糊地离我越来越远。
护士长担忧地叫了我好几次。
我点点头，接过信，先给洋人先生道了谢，才打开信。
好像，能慢一点看，就慢一点…
只有三行，
二十三个字。
他也没有写遗书的习惯，这信写得仓促，笔力苍劲但略显狂放，不似之前他在书上作注一样规矩。
应该是觉察到是一场硬仗，慌忙中写完的。
泪水啪嗒滴落在我脚下的泥土中，像他还在时的某一天，我看出苏杭的笔迹不对劲，于是写信问他是不是受伤了。
苏杭不得已在又一次来信中承认他被流弹划伤了，说是小伤，不要紧。
那个傻小子肯定在骗人…
那天，我看信的时候正抱着铁缸子喝水，忽然就掉落在地，水溅到白色护士服上，缸子顺着台阶滚下去，眼泪不停地流着，肆意了整张脸。
齐绍铭就蹲在下一层台阶上，小心翼翼地看着我，轻轻地、不厌其烦地为我擦去似乎永远流不尽的眼泪。
“苏糖，别担心，还活着呢，别吓自己…你别哭。”
我哭得喘不上气，透过朦胧的双眼看他，“齐绍铭，你说…你说我们能赢吗？这仗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
“….快了，我们一定会赢的。
苏糖，别怕。”
“那，齐绍铭，你也别死，我们一起迎接胜利，好不好？”
他端视我良久，露出那个标志性的痞笑，“行!听你的!”
但我不是阎王爷，我说的不算。
他还是没能回来。
我忽然想起他离开的前几天，和他一起被送来的战友伤好全了先回了战场。
我端着酒精和纱布站在转角，看见两个人神采奕奕的看着对方，双眸满是对这个国家的希望，紧握着对方的手说——“幸得今生遇见，若此行一去不返，我们来世再见！”
或许，有些离别，在很久之前就被铺垫好了，只是不曾被留意。
又或许，是我下意识逃避，总以为自己受得苦够多了、会特殊一点、幸运一点…但到头来，自己也只是苦难众生之一，毫无特殊可言。
况且，这天杀的世道，也从不缺少遭受苦难的人。
在这样的时代里比苦，得到的只能是更深的绝望。
…
我终于还是像很多人一样，失去安逸、失去家乡、失去朋友、失去家人、失去爱人，一步一步，被迫万劫不复。
或许不知哪天我就会去陪他们。
只是可惜，这些人里，我和他遇到得太晚。
我们这辈子，只相处了四个月。
不会再有以后了。
那是我真真正正地理解——
沉重地、血淋淋地、毫无遮掩地、血肉模糊地…明白了…
我的左手腕在一次鬼子的偷袭中为了保护主治医生，被子弹射透了。
医生比我有用，命比我值钱，能救好多人呢。
取弹片的时候，很疼，手腕上的大窟窿血流个不停，但我没有出声。
我听人说，他死的时候，是伤在了肋骨，又在跟敌人拼刺中划破了肚子，绝望中，毅然决然引爆了一箱手雷弹，炸死了周围十几个鬼子，被他救下的兄弟没了条胳膊，拉着我的手说——“邵明哥，他身上没有一块好地方了…肉都烂了、焦了，要不是我看见那是他，是认不出来了…但他死的时候紧紧捂着胸前口袋里的遗书….。
他应该更疼吧。
…
后开我离开了前线，到后方支援。
我还接生了一个婴儿，是个男孩儿，因为营养不良干干巴巴的，但眼珠子一转一转的，不哭也不闹。
那母亲还没来得及好好看孩子就死了，临死前把孩子拖给了我。
我不熟练地抱着孩子，恍惚中想起某个冬天，阳光很好，他憧憬地说——要生一男一女，男孩儿叫安，平安的安。
…
后方的日子比前线安稳太多，拿着抚恤金和以前的家当，再加上我常去医院和学校帮衬，又种了些菜，也够家用的了。
有一天，安安哭着回了家，一遍遍地拉着我问，“爸爸呢，我爸爸呢，妈妈，我为什么没有爸爸啊。”
一准儿是在外面听了什么。
那天，我带上干粮和钱，领着安安去了他战死的地方。
五年了，
这里已经没有了敌占区的影子。
小鬼子也不比以前猖狂。
人们似乎嗅到了胜利的味道。
野草参差不齐铺满整片曾经的荒原，没有人烟，却到处生机。
“妈妈，爸爸在哪儿？”
安安仰头看我。
“就在这儿。”
“嗯？”
安安看了一圈，奶声奶气得不解道，“在哪里呀？”
“爸爸穿什么衣裳？长什么样子？”
“他啊，穿着那张照片里一样的衣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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