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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民间习俗的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尽管有官方的禁止，但在实际上，溺婴习俗在福建长期存在。
不过，由于官府的禁令，宋代这一习俗毕竟受到了限制。
溺婴恶习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变，造成福建人口增长。
例如："
林积仁，宰欧宁三年，民户增一万五千余时以四最六善课群吏，瓯宁为第一焉"
。
可见，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还是取得一定效果的。
须注意的是：宋代闽人溺婴，不仅是溺女婴，而且溺男婴，例如，宋代大儒胡寅是闽北崇安县人，《宋史·胡寅传》记载：胡寅在出生时，差点遭到溺杀的命运："
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
。
但对闽人而言，男婴有更多的保存价值，所以，民间溺婴以女婴为多，"
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
。
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代，如元代《通制条格》对溺女问题专门规定："
今已后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每，一半家财没官与军每者"
。
这条史料的存在，说明元代溺女婴习俗十分流行，在这种习俗引导下，必然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
二、明清福建溺女婴习俗的流行
明代以来，福建溺婴习俗有很大变化。
从男婴、女婴并溺，逐渐演变到只溺女婴。
我们知道：宋代福建人溺婴主要有四点原因：
其一，计产育子；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
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
其四，害怕厚嫁破产。
迄至明代，这四点原因有所变化。
其一，在计产育子方面，宋代的闽北是一个缺粮的地方，经常发生粮荒，因此，百姓不敢多养儿子。
但到了明清时期，闽北成为福建的粮仓，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销闽江下游，闽北农民不必考虑无法养活儿女的问题。
其二，在害怕多子分家问题上，闽人的观点逐渐向多数中国人靠近，多子多福成为普遍性的观点被接受。
我们知道：南宋时期闽北为朱熹等理学家活动的地方，由于这些理学家的影响，源于北方的儒学的一些观念，逐渐被福建民众所奉行，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福安县："
男女安耕织，兄弟不相离"
。
其三，在人丁税方面，明代福建存在实际上的人丁税，这就是以人头计算的盐税。
不过，明代福建是否征纳人丁税，其关键不在于人丁实际数额的多少，因为，明代福建普遍存在隐瞒人丁数字的情况，官府所掌握的福建人口数远低于实际数字，这是明代福建史的常识。
因此，民众即使有多育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隐瞒，从而减轻人丁税。
其四，在害怕厚嫁破产方面，明清福建人仍然维持宋代的习俗：如邵武，"
其俗丰于嫁女俭于教子……嫁女资妆皆欲丰。
或益以奁田，妇人以骄其舅姑"
。
福州，"
婚嫁祗以财势相雄，市井有力之家，奁值累千金，至有鬻产治具者。
若延师，则纤毫必校。
谚云：有钱嫁女，无钱教子。
其风为已下矣"
。
由于嫁妆过重，人们在筹办嫁妆时不得不竭尽全力，如崇安县："
生女数岁，母即筹办嫁资，其丈夫不以为非，有不吝千金者"
。
沉重的嫁妆负担常常导致家庭的破产，如清代古田县："
古田嫁女，上户费千余金，中户费数百金，下户百余金。
往往典卖住宅，负债难偿。
男家花烛满堂；女家呼索盈门。
其奁维何？陈于堂者：三仙爵、双弦桌类是也。
陈于室者：蝙蝠座、台湾箱类是也。
饰于首者：珍珠环、玛瑙笄、白玉钗是也。
然则曷俭乎尔？曰：惧为乡党讪笑，且姑姊妹女子勃溪之声，亦可畏也。
缘是不得已，甫生女即溺之，他邑溺女多属贫民，古田转属富民"
。
其实，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
又如清代的海澄县："
嫁女装资浪费，……薄恶之俗，因而溺女，贼害天良，皆为异日装资虑耳"
。
显见，明清时代福建仍然流行厚嫁习俗，而且，这一习俗导致福建流行溺女婴习俗。
习俗的变化使明清时期的闽人改变了溺男婴的习俗，但溺女习俗仍在流传，这造成明代福建人口性比例构成的变化。
清代的统治者标榜施仁政，因此较为重视溺女婴问题，在朝廷的督促下，清代福建各县有溺婴习俗的县都设有育婴堂，其经费由政府拨给，或由富商捐赠，迄至晚清，一些西方教会也在福建各县设立了许多育婴堂。
如巡视漳州府的一个官员说："
漳俗多溺女者，余心为恻然。
谓此非莅民责耶？爰集郡县诸长，谋所为收恤计，乃建育婴堂如京师、吴会诸地例。
官出俸钱倡始，岁率为常"
。
因此，从福建各县育婴堂的建立也可以看到当地溺婴习俗之严重，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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