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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害怕厚嫁破产。
中国历史上有句谚语："
盗不过五女之门"
，是说女儿养多了家要穷，乃至窃赋也不愿光顾。
由于闽越遗风的影响，福建古代流行厚嫁之风，如廖刚论漳州婚丧之俗："
娶妇之家，必大集里邻亲戚，多至数百人。
椎牛行酒，仍分采帛钱银，然后以为成礼。
女之嫁也，以妆奁厚薄外人不得见，必有随车钱。
大率多者千缗，少者不下数百贯。
倘不如此，则乡邻讪笑，而男女皆怀不满。
……富者以豪侈相高，贫者耻其不逮，往往贸易举贷以办，若力有不及，宁姑置而不为。
故男女有过时而不得嫁娶，……访闻泉福兴化亦有此风，而此郡特甚，臣尝询之，虽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于流俗，莫能自革"
。
人们常说"
多子多福"
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看来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至少宋代福建的闽北人没有多子多福的观点。
南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
如前所述，早在北宋时期，便有些地方官在闽北禁止溺婴习俗。
但这一禁止，在当时只是一个道义问题，而在南宋时期，朝廷损失了北方的大量领土，很希望南方的人口能够有较大增长，以便增强国力。
因此，来自儒家的禁止溺婴呼声，渐成为官方的政策。
首先，理学家杨时对改变溺婴习俗有重大贡献。
他在朋友俞仲宽任顺昌知县时，杨时给俞仲宽写过一信，要求他在当地禁止溺婴习俗。
于是，俞仲宽"
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众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韵而侑之。
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
岁月间活者以千计。
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
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
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
。
数年后，俞仲宽还乡路经顺昌，有取名为"
俞"
的小儿数百"
迎于郊"
。
朝廷将俞仲宽的方法推广于各地，鼓励老百姓多生。
绍兴八年，尚书刘大中奏：
"
自中原陷没，东南之民死于兵火、疫疠、水旱，以至为兵、为缁黄，及去为盗贼，余民之存者十无二三，奸臣虐用其民，诛求过数，丁盐、油绢，最为疾苦，愚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生女者又多不举，乞守令满日，以生齿增减为殿最，又诏应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文省，仍委守令劝谕父老，晓譬祸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数多，监司保明推赏"
。
郑兴裔尤其强调在福建要禁止溺婴，他说：
"
臣伏闻人缘有不忍之心，乍见孺子将入井，怵惕恻隐，出乎性，发乎情，不俟勉强，在常人且然，乃若父子至性，残忍成习，至于生子恒多不举，伤天理之和，灭人伦之大，末俗相沿，所在多有。
而建剑汀邵四州为尤甚。
盖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细绢，诛求无艺。
愚蠢小民，字杀子而不愿输税，臣钦奉圣恩提刑福建路，二载于兹，闻见所及，惨状不可名言。
窃见陛下轸恤斯民，每奏大辟，曲求生路，赤子何知忍令戕害至此。
臣谨次本朝律例，故杀子孙徒二年所。
宜申严禁令下四州，守臣告民法律，晓示祸福，召人告官，审实，以犯人守财给之。
客户兼责成地主除饬属禁戢。
外合恭请指挥申严。
仰望陛下留神省察，速赐施行，庶生齿渐繁，户口日众，绵国祚，亿万年，无疆之福，不胜至幸"
。
在宋朝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福建地方官以各种方式尝试改变流行于山区的溺婴习俗。
朱熹父亲朱松任政和县尉时，曾作《戒杀子文》，"
予来闽中，闻闽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未尝不恻然也。
无故杀子孙，官法甚明。
"
他劝导民众不可溺婴，言之谆谆，"
他日有谓其子孙曰：活汝者，新安朱乔年（乔年为朱松之字）"
。
魏掞之也采用劝说为主的方式，"
建俗生子多不举，为文以戒，全活者甚众"
。
有一些官员采取奖励生育的方式，刘允济在南剑州"
善诱而严戒之。
举者给粟赈货，不举者罪焉。
俗为之易"
。
又如"
余端礼、郑侨言，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
。
"
福建提举宋之瑞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
。
朝廷则有给钱养子的政令，"
庚子，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
福建之外，也有施实类似政策的，"
己亥，以永、道、郴三州、桂阳监及茶陵县民多不举子，永蠲其身丁钱绢米麦"
。
朱熹等道学家也配合官方的行动，邵武军的光泽县存在溺婴习俗，"
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
。
但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当地设立了举子仓与社仓，其中举子仓的收入，专门用于养活弃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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