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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人!”
她用木雕敲了一下我的臂,“别打岔!
我第一次来上海时,看见这高架桥,就吓着了。
那时我想,这么多桥呀,遮天蔽日的。
像小时候看的杂志里头,那些未来世界的建筑。
这个城市跟一个堡垒一样,秩序森严的。
那时我觉得,在这里就是时时刻刻被俯视着,永远钻不出去。”
“你也可以俯视它。”
我说。
“不可能的。”
她平心静气地说,“连平视都没有可能。
我是这么觉得的。
这个存在过于庞大,难以触摸。
好象古代的雄关。”
“那么低下头走就是了。”
我说。
“带着美丽的玫瑰花。”
绿灯亮起,我拉过她的手。
我们缓慢穿过街道。
人流如海鱼一样从身旁游过。
“似乎已不再香了。”
她说,指了一下手里抱的植物盆。
“一天没浇水至于如此吗?”
我看了一眼碰碰香。
“仙人掌科植物呀。”
“可怜。”
她说,将植物盆搁在花圃边。
那不再焕发生命活力的植物,与花圃中鲜活明亮的花朵,显然相形见绌。
“也许我们不适合养植物,”
我说,“什么植物在我们身边,都难免一死。”
“晦气的缘故。”
她说。
“沪朱线。”
我喊道,一辆停着的客车旁,有人招手。
“在这里。”
我们上车,拣定了靠窗的位置并排坐下。
我靠走廊,她靠窗。
空空如也的车厢,只有售票员不动声色的走过来。
我递过钱,他递过车票。
司机在戴他的黑色手套。
我掏出荧光绿色口香糖,给她一支,自己一支。
她趴在车窗上看风景。
“很少起这么早,所以看不到早晨的风景。
原来是这么有意思的。”
她说。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到早起的人群与车流,贩卖早餐的店堂,打着呵欠的上班族,背着书包的学生,在车站像网球比赛的观众一样不断转头的待车者们。
我微微一笑,伸手拂了一下她的耳朵。
她侧过耳来。
“别动弹。”
她说,“男女授受不亲。”
我拧了一下她的耳朵,她回拍了一下我的头,继续看窗外。
我注视着售票员坐在前排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通俗故事杂志,开始阅读。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王老师的《全中文》杂志。
“你看过那个人吗?”
她拉我袖子,我转过头来,看到她指着窗外的一个人。
是一个个子很高的男子。
目测过去,一米八五上下。
穿着黑色NIKE外套长裤,褐色皮鞋,头发像短短的草一样立在头顶。
嘴唇薄得几乎看不到。
虽是冬天,衣服却穿得不厚。
看得出身形魁伟,小腿细长。
“像个运动员。”
我说,“练短跑那种。
看那腿。”
“我觉得,”
她咬着嘴唇,“他有些眼熟。”
“我也觉得眼熟。”
我说,“我想一下。”
“对了,”
少倾,我说,“刚才买花儿时,瞥一眼旁边,好象看到他在店里喝豆浆。”
“没注意,”
她说,“可是我觉得,更久以前我见过他,不知道在哪里见过。
更为深远的回忆。
记忆的深处。”
“你故弄玄虚。”
我说。
“你故做镇静。”
她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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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踏上沪朱线长途客车时,车里还只有几个人。
司机右侧的座位上坐了一个中学生年纪的少年,不无兴趣地打量着仪表盘。
售票员手握着一本通俗故事杂志阅读。
靠车门的座位上,一对老年夫妇身穿整齐的灰色外套,正襟危坐。
一个颇为肥胖的打着领带穿着银灰色大衣的胖男子将头靠在窗边睡着了。
后排有一对少年男女安静的坐着。
男的戴棒球帽,藏青色外套,戴着上有NIKE字样的棒球帽。
女孩戴着金丝边眼镜,黑色长发遮住了半边脸,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色坠子,穿着黑色丝织毛衣和浅灰色外套,手中握着一个木雕,木雕的脖子上缠绕着玫瑰花枝。
他朝门外的老涅挥了挥手,看着老涅将烟踩灭,穿过马路离去。
花圃边有麻雀在跳跃,鸣声连成一片。
初生的花朵缀成一片锦色。
阵雨的痕迹依然在路边闪现。
水洼映射着阳光。
他找了个座位坐下。
太阳在侧面的车窗外越升越高。
橘红色的光游离在他的手掌。
麻雀的叫声水光一般柔和婉转。
开始不断有人上车。
空旷的车厢座位像练习簿的方格般被不断填充。
售票员收起了杂志,奔走往来的收取车票钱。
他看一眼手表,七点五十七分。
司机戴上了手套,开始发动汽车。
陈旧的汽车发出生病的大象般的低吼声。
一个烫发穿尖头皮鞋双手各戴四个镯子的中年妇女在他旁边一屁股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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