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面的压力之下，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立马做出了反应。
辉瑞：你听我解释。
FDA：我不听。
美国迅速出台措施，要求严格限制特洛芬的使用，医生不得随意开出特洛芬，除非患者的需求足以超过肝损伤的风险，欧洲则完全暂停了特洛芬的销售。
这时，特洛芬也就卖了十来个月。
欧美的限制犹如当头棒喝，直接把辉瑞干懵了，这三板斧下来，特洛芬的销量不快归零了？忙里忙外这么久，最后特洛芬还是卖不出去，合着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段时间，阴云笼罩在整个公司的上方，每个人都骂骂咧咧的。
他们难过与担心的不是被追责，而是钱赚不到了。
不过，相比尼日利亚儿童的痛苦，辉瑞的痛苦实在是太短暂、太轻微了，以至于没过多久，公司就忘记了这回事。
1998年，经历了三年的临床试验后，辉瑞的另一款新药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它就是西地那非。
当然，西地那非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蓝色小药丸。
（是的，就是你知道的那个某哥。
）
图6辉瑞生产的蓝色小药丸
作为第一个获准使用的口服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蓝色小药丸第一季度就在美国开出了290万个处方。
滚滚而来的金钱让辉瑞忘记了所有烦恼，什么特洛芬，什么监管限制，老子终于生产出来能大把换钱的药啦！
！
蓝色小药丸的光环掩盖了特洛芬的失利，2000年，辉瑞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受推崇的公司。
没错，最受推崇。
在卡诺漫天风沙中艰难生活的儿童，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辉瑞是值得推崇的，他们无比希望开启对辉瑞的审判。
讽刺的是，最先揭开特洛芬实验真相、为尼日利亚人民出头的，却并不是当地政府。
还记得特洛芬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的事情吗？那时就有一个人产生了疑惑：
特洛芬问题这么大，它的临床试验是怎么通过的？
尽管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但他还是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地点：尼日利亚的卡诺。
这个人叫乔·斯蒂芬斯，他采访了大量受害者、官员、医生，并且看到了尼日利亚政府从未公布过的秘密报告，终于搞清楚了辉瑞在尼日利亚的所作所为。
2000年12月，乔·斯蒂芬斯写下《利润与生命平衡的地方》，矛头直指辉瑞在尼日利亚进行的非法实验。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辉瑞万万没想到，自己搞定了尼日利亚政府，却被一篇报道偷袭了。
可以说，直到这时，尼日利亚幸存者的家属才确定辉瑞当年的行为是非法的，他们前往美国起诉辉瑞，但此时赚了钱的辉瑞依旧不想认输，他坚称自己的实验是合规的。
这其实是非常羞辱人的姿态——在非法实验的时候肆无忌惮，即使被戳穿了还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即使有钱了也不想赔给受害的儿童们。
为了取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辉瑞坚持案件应该在尼日利亚审理，这些人不可以来美国起诉自己。
图7接受过特洛芬治疗的儿童
打回尼日利亚审判，主要还是为了方便自己周旋。
要知道面对小国政府，辉瑞从来不带怂的。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他们订立的疫苗购买合同，甚至敢要求这些小国政府抵押银行储备、军事基地等国有资产，区区尼日利亚有什么好怕的呢？
早在特洛芬试验期间，一名参与实验的尼日利亚医生就认为，辉瑞已经和当地政府串通好了。
在自己被起诉了之后，辉瑞更是直接搜集起了尼日利亚司法部部长的腐败证据，来威胁其放弃法律诉讼。
资本的通天本领，让人目不暇接。
可辉瑞千算万算，唯独漏算了的一点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大哥，你的实验真的是过于恶劣了，别说尼日利亚人了，你看看，就连美国国内，从国会议员到合作的医院，从记者到网民，哪个不在骂你？
2009年，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裁定，尼日利亚受害人及其家属有权在美国对辉瑞公司提起诉讼。
随后，辉瑞光速滑跪，立即以7500万美元的和解金在庭外和解了此案。
他们害怕受害者家属来美国起诉自己，而受害者家属们经历了十多年的等待，也实在不想再拖下去了。
时间并没有抹平一切，二十多年后，辉瑞的恶名仍旧在尼日利亚盘旋着，当地的平民，甚至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仍旧对辉瑞的疫苗和药物抱有敌意。
「辉瑞疫苗的有效率高达99%？」
「别开玩笑了！
」
写在最后
对于辉瑞这种跨国大公司来说，特洛芬只不过是其漫长发展历史中一个小小的切面，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故事。
辉瑞站在这一领域的山峰上，推出过许多成功的药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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