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他们会把穿着白大褂、戴眼镜的尼日利亚医生，当成是自己人，小心翼翼却又无比信任地询问：
「还有其他办法吗？」
这时候，辉瑞雇佣的当地医生杜切，总会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
「这是唯一能做的事。
」
图5AntoineBouraly的插图
就这样，一群八九岁的儿童，乖乖地接受了辉瑞的实验。
不对，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医学实验，他们只是把穿白大褂的都当成白衣天使，觉得自己在接受国际公认的标准治疗，很快就会好起来。
辉瑞的骗术用了很久，以至于当另一名志愿者知道这件事后，冷冷地说：
「他们明明再步行几十米，就能到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帐篷。
」
只是，进了这扇门，就没有其他可能了。
那么，辉瑞是如何验证特洛芬效果的呢？
特洛芬实验的面纱
特洛芬实验总体上是这样的：
前后接近200名来求医的儿童，被辉瑞分成A和B两组，A组服用的是特洛芬——辉瑞大力推广的新药，但副作用严重，暂时未获审批。
B组服用的是头孢曲松——一种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这是国际上标准的治疗方法。
但是（注意这个但是），辉瑞在使用时，私自把剂量减少了。
具体来说，这一抗生素临床建议剂量是50–100mg/kg，而辉瑞采取的标准是33mg/kg。
至于为什么要减少剂量？
我想，应该不会是故意想削弱B组的效果，以此衬托A组吧？
开头提到的那位可怜女孩，就是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孤单地来到了这里。
人们不知道她的家人在哪里，但当红十字的旗帜从地平线上缓缓浮现时，她的内心充满了欣喜。
医生从女孩身上抽取了脊髓液，评估了她的症状。
并在第154-149号实验的第6587号测试点，将她记录为第0069号患者，给了她56毫克特洛芬。
一天后，女孩肉眼可见地枯萎了下去，她的皮肤变得粗糙干枯，完全不像是一个孩子。
而她的右眼球，也宛如餐桌上蒸熟的鱼眼，收缩变窄，一动不动。
面对这种情况，辉瑞公司做出的决定是：剂量继续不变。
这一切都被明确地记录了下来。
看着特洛芬慢慢流入自己身体，女孩已经做不出任何反抗，甚至脸上也做不出任何表情。
第三天，她的两只眼球都不能动了，针头刺入手臂也无法再引起大脑的知觉。
她死了。
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孩停止使用特洛芬，能不能活下来。
但问题是：
辉瑞的团队为什么不停止，凭什么不停止？
在管理脑膜炎实验的行业指南中，有明确的条文规定。
开始治疗的第二天，研究人员就要给患者做第二次脊髓穿刺，以查看药物是否有效。
如果无效的话，应该采取其他的措施。
但辉瑞并没有进行检查，即使在小女孩已经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时，也一直在注入特洛芬，直至她死亡。
后来，无国界组织的医生埃瓦里斯特·洛迪查看了这一治疗过程，他大为光火，当即表示：
「这是谋杀！
」
小女孩的生命挽救不回来了，辉瑞的脚步却没有停下。
除了静脉注射特洛芬，霍普金斯还突发奇想，决定让儿童采取口服的方式，进行测试，这一决定引起了团队的内讧。
支持的医生认为，理论上儿童更容易吸收口服特洛芬。
而且，如果口服的方式验证有效，就意味着在医疗条件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特洛芬也可以普遍应用。
辉瑞的经济效益将进一步提高。
反对的医生则认为，这样做的话风险太大，口服特洛芬从未在儿童身上进行过测试，所谓支持口服吸收的证据根本没啥说服力。
况且静脉注射的见效时间更快，对于重症患者来说，尽快杀菌才是正解，拖下去容易出问题的。
但是，口服的前景如此广阔，辉瑞怎么可能会放弃呢？最终，这一方法还是被团队执行了。
1996年4月6日，一名7岁男孩被送进辉瑞的病房。
按理说，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再服用特洛芬了，他的面部肌肉已经停止运作，并且已经瘫痪了，而且，他此时体重仅仅35斤重。
这时候，最重要的，难道不是用尽最大的努力、用最稳妥的办法把他的生命先给救回来吗？
遗憾的是，辉瑞的医生并不这么想。
他们对特洛芬有迷之自信，或者说，他们对「用特洛芬治愈一个瘫痪男孩」后将产生的巨大光环，有着迷之向往。
在给这个奄奄一息的小男孩贴上0054号病人的标签后，医生就让他口服了50毫克特洛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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