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名目的管理费8两银子,合计每人捐监收银55两银子。

王亶望这么做,说明他已经打定了侵贪的主意。

勒尔谨起初不同意,王亶望给他的说辞是,改成收银子,捐监的人数一定大大增加,而且收了银子后再用于采购粮食归入官仓就是了,完全符合上面的要求,没毛病。

勒尔谨遂不再反对。

面对乾隆的质询,勒尔谨有机会捅出实情,但他生怕自己要被追究责任,于是反过来替王亶望掩饰。

勒尔谨奏报乾隆说,自从平定新疆后,甘肃就成为新疆与内地商业往来的门户,商人纷纷就近买粮捐监,图个方便啊;至于甘肃为什么有这么多余粮,那是因为皇上护佑,近来连年丰收啊,所以本地富户有余粮供人购买用于捐监啊……

反正就是一通忽悠,想把乾隆忽悠瘸了。

接下来,王亶望和勒尔谨要解决的,就是乾隆提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捐监粮食这么多,时间久了坏掉了可怎么办?

我们知道,在王亶望改成收银子之后,甘肃的捐监其实是没有收到一粒米的,只收到白花花的银子。

但他们需要把奏报乾隆的谎言给圆好了,就要假装甘肃有很多很多粮食,而且,为了不露馅,他们还需要把这些凭空虚构出来的粮食尽快给消化掉。

就像编织谎言难不倒帝国官僚一样,圆谎同样如此。

与谎报粮食收入同步,从乾隆三十九年秋季起,王亶望就开始向朝廷虚构灾情,每年至少谎报春、秋两次旱灾,请求朝廷允许放粮赈灾。

根据案发后,时任甘肃按察使福宁的供述,在虚构灾情和放粮捐赈的过程中,王亶望很高明的一招就是让其亲信、兰州知府蒋全迪全权处理此事。

全省各州县受灾有多严重、需要赈济多少人口、需要发放多少「粮食」,幕后全由王亶望一个人决定,他人无从插手。

各州县官员按照王亶望定下来的「灾情」,领取银两,这些银两当然没有买成粮食,名义上是「放赈」,实际上就是被各州县官员瓜分。

小灾报大灾,无灾报有灾,成了甘肃官场的生财之道。

一些州县官员为了把「灾情」往大了报,拼命讨好和贿赂王亶望,以至于甘肃官场流传一句话:「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

王亶望用利益共享的方式,在甘肃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集体贪污体系,上至总督勒尔谨,下到州县主要官员,都参与分肥,以救灾放粮的名义将捐监所收的银子放进了官员的腰包。

因为官场中人人有利可图,所以从来无人告发。

在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的三年间,以救灾的名义开销监粮600余万石。

而这些销去的粮食,实际上都是落到贪官口袋中的银子。

这期间,为了圆谎,王亶望连中央的钱都敢骗。

首先,捐粮增多,所需粮仓也要相应增多,故报请朝廷拨款新建粮仓;其次,粮食多了,运输和监管的开支也会相应增多,于是再请朝廷拨款满足。

这些圆谎细节,在这场贪污游戏的逻辑里,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必需的。

通过这两项,王亶望又从户部骗取了二三十万两拨款。

最终,所谓的新增粮仓,只存在于奏折里,拨款则同样被贪官们瓜分殆尽。

在王亶望负责甘肃捐监的第三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由于奏报上来的监粮数额过于巨大,乾隆皇帝一度产生了怀疑。

这一年年初,他特地派多次出京办案的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开仓查粮。

钦差大臣察访,原本是揭开王亶望骗局的一个契机。

但王亶望事先收到线报,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弊,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袁守侗营造出粮仓满囤的假象。

不知道袁守侗是真的被忽悠了,还是收了好处配合忽悠,他回京复命,奏称甘肃「仓粮系属实贮」,乾隆这下子完全信以为真了。

同年五月,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乾隆下达谕旨:因王亶望办理监粮有功,着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

王亶望「成功」了,在甘肃三年,他捞足了300万两银子,又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浙江巡抚官职,简直是乾隆朝人生赢家的模板。

在乾隆眼里,王亶望是自己选中的能吏,皇帝是不可能看走眼的。

他甚至下旨赏赐王亶望之母邓氏「御书匾额,并大缎两匹、貂皮四张」。

而事实上,王亶望是一个官场两面人。

据清代野史记载,王亶望的生活极其骄奢淫逸。

他好女色,私藏有「四足裤」、上面绣字的「鸳鸯裤」;出任浙江巡抚后,专门建了私密的玻璃室,贮藏美姬。

在饮食上,他喜欢吃驴肉丝,厨房有专人养驴,如果他传话说要吃驴肉丝,厨师就在驴身上肥美的地方,割下一块肉,烹煮后奉上。

驴身上被割肉的地方,鲜血淋淋,就用烧红的烙铁烙之,当场止血,相当残忍。

当王亶望发财升官而去的时候,甘肃布政使迎来了他的接任者——王廷赞。

王廷赞几乎是一个翻版的王亶望。

他原本是一个好官,接任布政使后,发现了甘肃捐监的骗局,一开始被吓惨了。

他跑去找陕甘总督勒尔谨,勒尔谨让他淡定,说全省官员都这么做,改是改不了了。

一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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