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的动静不小，很多人都在关注。
因为季开生学识渊博，人很不错，又正直，在当地有很多朋友。
但最终，当地官府根本就没过问。
人们怀疑背后有人主使，故意要整死他。
同样悲惨的还有这次的抗粮案中一个叫李玉禅的，他本来是要发往尚阳堡的，结果死在了路上，同行的难友把他的尸体带到尚阳堡埋了起来。
康熙元年秋，他的妻子张氏长途跋涉5000里来奔丧，结果被尚阳堡的人给扣住，不让她返回了。
清朝的法律，钦定流放犯本人流放，罪不及家人的，妻子前来探望，可以随意返回。
犯人因故死亡，除非来奔丧的人不愿意带着棺椁回乡，其余一律可以回原籍，而且官府要给一定数额的路费。
不过，这些明文法律，在崇尚规矩的尚阳堡竟是行不通的。
尚阳堡官吏加重地执行了法律，还把道德引进法律。
来领丈夫尸体的女人回不去了，他们让她守坟。
守坟，又称居丧，要求「骨见」。
因极度悲伤，茶不思，饭不想，饿得皮包骨头，代表着对亡人深深的思念。
这就需要在茅屋里住三年，吃冷食，喝凉水，天天以泪洗面。
张氏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已经怀着数月的哀苦，走了几千里地，来到了这个寒冷彻骨的地方，探望埋在土里的丈夫。
她只是想接上丈夫的尸体回家，结果他们要害她，扣留她，把她整个半死。
守坟期满，他们仍然不许张氏回家。
家里人等来等去，等了三年又三年，怎么妈妈还不回来？于是，她长大成人的儿子李上攀，徒步5000里地来接娘。
结果是他也回不去了。
直至康熙七年（1668）的夏天，朝廷大赦，他们才得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返回。
对尚阳堡上上下下的官吏来说，这种事是绝不能犯错的。
起先是没有圣旨让放人，他们就不放人。
现在是有圣旨让返回，那么就应该立即打发他们走。
试想，落在这样一班善于揣测上意的官吏手里，又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这些官吏只会严格执行，甚至加重执行条款。
尚阳堡的流放犯，当然要「与披甲人为奴」，而绝不会有赎免的机会。
有人不知道当奴隶有啥坏处，这是由于他们把当奴隶等同于当服务员，没有意识到奴隶时时刻刻都是要受虐的。
奴隶是贱人，这一点明确写在法律中。
之所以为「贱」，同样是打架，奴隶打凡人，罪加一等，凡人打奴隶，罪责就很轻。
奴隶骂主子，等同于致人重伤。
奴隶打主子的晚辈，罪加二等。
打主子本人，直接死刑。
杀死主子的，凌迟处死。
而主子打奴隶，则不受法律制裁。
当然，按法律，主子是有罪的，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打死不论。
因此，不是奴隶不敢反抗，是法律规定不让他们反抗。
一旦稍有反抗，迎接奴隶的，就是法律的制裁。
有个叫康玉的汉人奴隶，在康熙三十年（1691）初夏的夜里，杀死了主子正红旗披甲人阿纳代的妻子忽忽里和他的儿子。
平时的时候，这一家人对康玉不是打就是骂。
在他们眼里，这个汉子还不如一头畜生，就不给他饭吃。
那天，康玉很累，干不动了，阿纳代却还强迫他劳作。
这样的生活，让康玉觉得生不如死，想自杀。
想到既然都要死了，不如干一票大的。
于是，趁着主子去庄园看地的时候，提刀砍死了女主和少爷。
这是不想活了的奴才干出的惊天大案，结果自然是凌迟处死。
尚阳堡的罪人们，过的就是这样挨打挨骂、不能休息的生活，可能也和康玉一样，累死累活干上半天，连口饭都不给吃。
10人5死5逃，就是对尚阳堡流放生活的最好注脚。
在这种地方当囚犯，活下来的最大希望就是逃亡。
因此，在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东北的流放地出现了严重的逃亡潮，几乎有一半的犯人选择逃跑。
有人说，古代过关，都得有通行证，所以逃跑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解。
所谓的通行证，其实就是明代的路引，清代的凭证。
但是，路引、凭证这东西，还真不一定非要有，有时候各处大门的门卫也懒得去查。
硬要对比，它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小区通行证，本小区的人持有该通行证，非本小区的人，要有证明，没有事由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出入小区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只有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进门才需要这东西。
清朝初年，地方上沿袭了明中期以来的松散习惯（高压态势没法持续太久），尤其是城市，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查凭证，在偏远地方更是如此，这才导致屡有逃犯轻松渡过关口的事情发生。
流放犯们逃跑的目的地通常有三种，第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原籍，这是清初的犯人常有的选择。
后来清政府做了一系列改进，要求关口严查，还让流放地将军一旦发现有人逃跑，就立即通知罪犯原籍，拿获逃亡罪犯有赏，从而堵上了这个漏洞，使得罪人轻易不敢回家。
第二是人员成分很复杂的地方，比方说招收流民的军队，流动人口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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