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吧。”
我说，心里空落落的。
我给了司机六十块钱，让他开了一张发票。
吴琴心坦然地上了车。
我们挥手再见。
我步行回招待所。
双手抄在口袋里。
眯眼顶着北京早春的大风。
在大街小巷信马由缰。
我想起了吴琴心的前夫，也是我们的同学，不同班。
这次我们竟没谈到他。
我想起上学时候我到北京，吴琴心接站等了两个小时，火车停下之后她冲上前乱踢车厢。
我们和乘务员大吵起来。
最后被双双带到车站警卫室。
我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写检讨。
后来吴琴心的爸爸代写了两份检讨书领走我们。
我们从车站出来直奔人民日报社告状申冤。
这次我们竟然也忘记谈这些往事。
往事如烟呵！
烟在淡去淡去
没有往事，我们多么潇洒无牵挂。
见面吃顿饭再见。
北京春天的风很讨厌。
黄沙沾满我的羊毛裙。
骑自行车的妇女用纱巾蒙着脸。
我觉着挺好玩。
要是我做生意，我就发明一种念奴娇防沙面罩，准能让京城女性纷纷解囊。
我想我们果然是进入一种新社会了。
古往今来，念奴娇在人们眼里就是一词牌。
苏东坡看到它便填词。
毛泽东看到它也填词。
我们现在看到它却想到赚钱。
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真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一个小胡同口子上，我买了一张大饼和半斤油炸胡萝卜丸子，都是热气腾腾的。
烙饼大妈胖乎乎的灵巧的手让我想起吴琴心的妈，她妈用同样的手给我做过炸酱面。
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
毛同志在吃“康师傅”
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面。
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
毛同志问：“这张饼多少钱？”
“八角。”
“才八角钱？丸子呢？”
“一块二一斤，我称了半斤。”
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说：“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
其实北京挺便宜呀！
起码比长沙便宜。”
我说：“比武汉也便宜。”
这时候王先生来了。
换了领带，穿着风衣。
风衣不同凡响，我只当没看见他。
毛同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
王先生说：“眉小姐，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
我说：“什么事直说。”
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
“哎呀，吃这么艰苦干什么？眉小姐，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
我说：“你以为这丸子便宜？告诉你，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
一块钱一个。”
“好。
好。”
王先生说“也太贵了一点。
毕竟只是胡萝卜，开了发票吗？”
“当然没忘记。”
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学狠了。
这么几天就学狠了。”
毛同志说：“现在风气就这样，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
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
他一连吃了七八个。
最后告诉我他还有事，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
“那我只能买黑票。”
“黑票可能贵得很。”
“那我买机票吧。”
“算了。
买黑票吧，不过买黑票有风险。
你又不着急走，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的票。”
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
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资本家德性！
我径直下楼，径直往外走。
我无处可去。
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
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而去，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
经过招待所大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
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
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在等候王先生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
我成全他。
我扬长而去。
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
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
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
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
我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
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
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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